赠我一座黄金城 天涯-押沙龙

赠我一座黄金城 - 押沙龙

一
八十年代初的时候，大家过的很清苦。没什么好吃的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白天看老师们带着菜色的橘子皮老脸，晚上搬凳子到邻居家看赵忠祥老师的《动物世界》。一天天就这么过去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。
老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生活的很幸福。外国的小朋友就没我们这么幸运。他们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，光着脚在街上卖火柴，非常可怜。我想：全世界这么多人，我怎么就这么幸运，出生在中国呢？
而且老师说，以后的生活会更好，我们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。到时候一切都是按需分配，想吃芝麻酱就分芝麻酱，想吃烧鸡就分烧鸡。老师流着口水在台上讲，我们流着口水在台下听。我又想：我又不那么幸运了。我要是再晚生些年就好了，一出生就能随便吃烧鸡。
当时流行一套书，叫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，书里面说，2000年的时候，实现了四个现代化，家里都使唤机器人，还能坐宇宙飞船飞往太空，住在火星别墅里。我有时候记不清四个现代化是在2000年实现，还是20000年。有一次觉得是20000年，用减法一减，发现离现在有一万多年，心头非常悲伤，觉得自己是挺不到那时候了。后来发现是2000年，离今天只有十几年，感觉就像在路上捡了一个大钱包。
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憧憬。
我相信，今天非常美好。未来会更加美好。
我们还学过一首歌：“我们的祖国像花园，花园里花朵真鲜艳。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”。小学的时候常唱这歌。和我一起唱的小朋友们，后来有的去了外国，有的成家立业，有的在花园里走路时被打劫害死了，有的酗酒吸毒，还有的在坐牢。当年他们都唱过这首歌，和我一起。
那时，和暖的阳光照在我们脸上，我们相信现在，更相信未来。
我们相信成人为我们杜撰的黄金世界。
后来等我长大了，读《金刚经》，里面佛祖对须菩提说：“须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后末世，有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说者，或有人闻，心则狂乱，狐疑不信。须菩提！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！”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想到当年老师们许诺我们的黄金世界，觉得一阵莫名心酸。
——须菩提！未来种种，我若具说者，或有人闻，心则狂乱，狐疑不信。须菩提！当知汝之幸福不可思议，汝之未来不可思议！

二
我为什么会想到写这篇文章呢？起因还是那个很热门的新闻。今年，深圳要召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。未来创造一个安全舒心的环境，深圳警方启动排查清理行动。有8万多名治安高危人员被赶出深圳。
这些人被分为八类。比如“有前科、没有正当职业的，又长期滞留深圳的”是一类；“在应当就业的年龄无正当职业、昼伏夜出、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的”，是另一类；“肇事、肇祸的精神病人员，对他人有危害的的”，又是一类。
这个新闻让我非常震惊。那种感觉几乎难以描述。最最让我震惊是它驱逐的第六类人——“肇事、肇祸的精神病人员，对他人有危害的的”。我总以为：这样的精神病人员，应该得到治疗。如果无法治疗，也应该得到看护。他们是病人。
为了让一群运动员比赛，将病人驱逐出去。在我看来，这里头有一种惊人的邪恶。如果我是参赛的运动员，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办。有许多人为了我参加的这场比赛，流离失所，其中甚至还有许多病人。这种情形下，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心安理得地跑步、游泳……
他们被驱逐到哪里去了呢？他们被驱逐后，是否就对他人没有危害了呢？新闻没有报道，也许是认为无关宏旨吧。
今年是2011年，离我曾翘首以盼的2000年，已经过去了11年。小灵通告诉我说，2000年我们可以在火星上居住。但2011年的时候，很多人连在深圳居住都会被驱逐。
这不是我当年所能梦想到的。

我小学时的老师教育我们：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；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。我想，也许他能解释清深圳的这条新闻吧。
说起这位老师，我想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另一件事。
当时我们那儿发生过一次轻微地震。从那以后就人心惶惶。有天夜里，教师家属院里有人大喊一声“啊呀”，然后又一片安静。我们这位老师惊醒了。他也没声张，一个人悄悄穿着短裤奔出房间，奔过20米的走廊，一个健步越过阳台栏杆，从三楼跳了下来，咔嚓一声摔断大腿。他瘸了一个学期，看谁都恶狠狠的。
这些事情真是很难形容。我当时是个小孩子，就更加难以说清自己的感受。
后来这位老师不教我们了。但课堂上也好，电视上也好，还是不断有人教育我：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。我无法反对这个说法。是啊，谁能说集体的利益就不重要呢？

大家都知道，一旦要举行世界级的大型活动，这个城市里就会有很多奇怪的做法——至少在我看来很奇怪。比如空气质量本来特别坏，大家呼吸着有毒的空气，但谁也没办法。可是一旦举行奥运会，为了保障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，就不许排污，甚至不许大家装修房子。改善空气质量是好事，但这样改善让人有一种屈辱感。再说，不许装修房子又有什么道理呢？
小时候常听到一句话：“国家的事情，再小也是大事；自己的事情，再大也是小事”。我们呼吸有毒的气体，得癌症也好，得哮喘也好，这都是小事。但是那几天里，熏着外国友人，就是大事。有人说，这是为了国家的形象。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。我只知道，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很贱。
为什么我活得贱，国家就有了面子了呢？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——也许是我太敏感了吧。
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。前一段，连着爆发了好几次幼儿园杀人事件。有些人渣冲到幼儿园里头，砍杀儿童。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人心惶惶。一位大学老师非常担忧。他担忧的不是儿童没有得到保护，而是“此事传播出去，会影响国际声誉”。这样的想法我很难理解。有些人不是害怕我们死掉，而是害怕我们没有默默无闻地、像狗一样地死掉。好像只要我们默默地死掉，这样国家就有声誉了。
其实，宁肯关起门来吃屎，也不愿出去倒马桶的人家，怎么可能在邻居里头有好声誉呢？
有人说，外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。我想这是可能的。许多媒体确实可能在丑化中国。
但另一方面，我们有没有在妖魔化自己呢？我们所杜撰的天堂里，是不是有点太干净，有点太纯洁——干净纯洁到了反而像空虚的地狱呢？

本来北京街上有很多乞丐。开运动会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见了。我想是怕外国友人看了他们恶心，所以把他们赶走了。当然他们后来又回来了，可我不知道：被赶走的日子里这些乞丐是怎么想的。
也许什么都没想，觉得世间本就该如此吧。

三
我很少看体育节目，对篮球明星也不太关注。但是前几天偶然看了一段姚明的话，印象很深。姚明说：“信仰是我们现在缺失的东西，信仰中包含道德。在某个时候，我需要某些依靠。但是在我的文化背景里找不到。”
有人说我们丢失了信仰。丢失，意味着以前有过。我不知道50后，60后什么样，但从我个人经验看，我们这一代也许从未就没有过信仰。
我曾相信自己生活在花园里。我曾相信自己将生活在一个更美的花园里。但这不是信仰。我不过是把自己交托在一个巨灵的手掌里，相信它最好最牛逼最为我考虑。这算是什么信仰呢？这里又有什么道德呢？

我受的教育一直是这样：失火了，我们应该学习赖宁去救火，然后被烧死；暴风雪来了，我们应该学习草原小姐妹去救马，然后被冻死；打仗了，我们应该学习董垂瑞去攻碉堡，然后被炸死。我知道，这些人是英雄。我们都该学习。但我不明白：为什么总是有人教育我，应该用生命去做什么，却很少有人教育我，应该为生命而做什么？
我记得，在我小时候，大家的生命是很便宜的。比现在更便宜。
我很小的时候，街头经常会贴出一些告示，宣布某些罪犯如何如何罪大恶极，判处死刑。然后就会有卡车，拉着这些五花大绑的人游街，最后拉去枪毙。说到枪毙，我忍不住要拉杂多说几句。我读到一篇文章，说林昭被处死后，她家里人得到的第一个通知是催缴子弹费。这个很荒诞，写到《第42条军规》里，会被美国人当成作者杜撰的艺术情节。不过我记得在以前，这不是艺术，而是惯例。你自己这么坏，政府在百忙当中要枪毙你，怎么还能让政府自己花钱呢？大家好像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后来宣布取消子弹费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人还很感激了一下，觉得政府情愿让罪犯钻空子白死，可见是何等大度。
不知怎么，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杂文，里面提到了小说《铁流》里的一个故事。“农民杀掉了一个贵人的小女儿，那母亲哭得很凄惨，他却诧异道，哭什么呢，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，一点也没哭过。他不是残酷，他一向不知道人命会这么宝贵，他觉得奇怪了。”

我们那些小孩子很喜欢看游街，能跟着跑一路。胆子大的据说还看过枪毙人。我胆子不够大，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地方，从没见过。但是有小朋友自称看到过，绘声绘色地描述。大人似乎也没怎么禁止。
我们就这么胡乱长大起来了。
有人说当年我们如何充实，如果有信仰。他们也许是这样吧，反正我当年从来没有充实过，从来没有过信仰。我只是跟着游街的车子跑。
他们在车子里，而我在车子外。要说信仰的话，也许这就是信仰吧。

后来终于渐渐地，我们发现身下的巨灵之手，并不像想象中地那么完美。于是很多人有了一种幻灭感。现在大家说这些东西都无聊。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。人一辈子值不值得过，就看有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。一个人成功不成功，也就看他有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。
有人说：哎呀你看，我们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犬儒主义者。其实，依我看，我们一直是犬儒主义者，从来没有所谓的变。要说变，最多变得只是脸谱。
鲍勃迪伦有过一首歌，叫《像滚石一样》。歌里唱到：
How does it feel 
How does it feel 
To be on your own 
With no direction home 
Like a complete unknown 
Like a rolling stone?
我是什么呢？我连滚石都不是。我是被人信手涂鸦的纸，然而生命里又没有橡皮这一说。
在童年的时候，我们不曾纯真；在青年的时候，我们不曾燃烧；在成年的时候，我们不曾成熟。我们是什么呢？

五
稍微有点常识的人，都能看出来，深圳撵走这8万人是没有道理的。比如撵走“涉嫌吸毒、零星贩毒、涉嫌销赃的”这一条。如果确实贩毒、销赃，就应该抓起来治罪。仅仅是涉嫌，怎么能驱逐别人呢？又比如，有前科，无职业，为什么就不能在深圳“滞留”呢？他们应该在哪里“滞留”呢？
但好像很多深圳人支持警方。这也不奇怪。深圳治安据说确实不好。这8万人里肯定有作奸犯科的人。对于没被驱逐的深圳人来说，赶走这8万人，可能生活的确会安全些。至于8万人里是不是有被冤枉的，谁又顾得了这许多呢？
当然，要真正安全，最好的办法是警方廉洁、守法、高效。但这个东西完全不在深圳市民控制范围内。这就像地震、海啸这些自然现象一样，只能接受而无法干预。这就像有壮汉在街上揍人，我干涉不了，就只能暗自希望他揍的不是我，而碰巧是我的仇人。昆德拉引用过某个作家的一段话：鱼类从不抗议捕鱼业，它们只希望逃脱网眼。在网内，还是在网外，这是生死攸关的区别。

最近电视上有个广告，上面一个童音在说：“一靠政策二靠天”，后面还说什么我记不得了。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。我们只能对它们给予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。我读《金瓶梅》的时候，读着读着忽然看到一句话：为人莫做妇人身，百年苦乐由他人。这句话我不记得是在那段情节里了，但读的时候心头一惊。被色情描写勾起的欲念，也被全盘打消。
说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又要引用别人的话。这不是我故意引经据典，实在是这些人说的比我好。内布尔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：“愿上帝赐我平静，去忍受我必须忍受的事；愿上帝赐我勇气，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。——请上帝赐我智慧，让我分辨两者之间的不同。”这句话初次读的时候，不觉得什么。再次读到的时候，只觉得有一阵涌动的忧伤。 
六
本来这篇文章到这儿就该结束了。但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，最后再随便说几句吧。
那时候经常要写作文，常见的一种作文就是扶老大娘过马路。老大娘颤巍巍地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就对老大娘行个少先队礼，说“我叫红领巾！”。然后就匆匆离去。
多年后，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新闻：“山西省原副省长薛军逝世。据说死因是不久前在海南公务，饭前独自上街散步，不慎摔倒晕将过去,街上过往行人，无一人上前搀扶。”这样的事情在社会新闻里还有很多，只不过老人是“原副省长”，让人觉得格外有讽刺的味道。
我读了那么多小刚小明做好事的故事，我写了那么多扶老大娘过马路的作文。但在我长大以后，居然没人敢搀扶一个摔倒的老人。我想：现在有多少家长敢教育孩子，见到摔倒的老人要上前搀扶呢？恐怕是很少的吧。
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：医院把没有钱的病人赶出去等死；家长不敢鼓励孩子在街头扶起老人；教师在教自己都不信的假课文；播音员在播自己都不信的假新闻。法院认为扶起一个不是自己撞倒的老人“不合常理”，交通队认为免费搭载一个胃疼的陌生人“不合常理”。
在合乎常理的社会里，我们很可能会像姚明那样，需要某些依靠。但是翻检我们几十年所受的教育，几十年所学的知识，却找不到这样的东西。

有一个美国人曾经接待过我。他执意领着我去看迪卡普里奥的电影《血钻》。我英语不太好，看得不是很懂，但大致情节是说非洲的钻石采矿业的黑暗。看完电影以后，他跟我说：这个电影拍得并不好。但是他所以要带我来看，是因为这个片子描写了钻石背后的血腥。他看了这个电影之后，就决心不再购买任何钻石。这个美国人说自己相信全人类是一体。无论是美国人的苦难，还是中国人的苦难，或者乌干达人的苦难，它们都是你的苦难。他还给我看他的胳膊，上面刺着一行字：我们是一体。他说这就是他的信念。
他这种态度略微有点咄咄逼人。而且对非洲人来说，多一个不买钻石的人，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也很难讲。但我还是因此对他充满好感。
我忍不住想：如果是我，刻在胳膊上刻下什么关于信念的句子呢？刻感谢祖国吧，我也没得过什么金牌；刻八荣八耻吧，我胳膊上又没那么多地方。
也许我该刻上一句时髦的话：“神马都是浮云”。然后，带着这句恶俗不堪的话，走在春色明媚的街头，让阳光打在脸上，假装自己非常洒脱，假装自己从没有过沮丧，从没有过困惑，假装自己像鱼一样，从不哭泣。